​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分析

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引导策略分析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青年亚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表征就是价值冲突，青年亚文化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青年群体中不断出现的青年亚文化传播现象也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这一群体，因此必须探讨青年亚文化背后的心理生成机制。青年亚文化的解释可以说是社会压力的逃避和焦虑、泛娱乐化的产物、正能量的体现、需求的满足等，以及这种心态下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对人们之后的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一、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价值观的心理引导机制

青年亚文化生成的时代背景处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环境下的青年群体的价值观会有出现冲突矛盾和混乱的现象，面对这一现象，如何正确的引导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必须注重对新时代青年的价值引导，价值引导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必须注重“引”与“导”两部分：引注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存在价值与利益诉求的认同与满足；导注重价值疏导，通过社会支持进行价值整合与吸纳，推动青年亚文化的大众化过程。

1.身份认同是对青年亚文化进行价值观引导的前提

青年群体在进行社会化过程中一个主要体现是身份认同。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一种对于个体或群体的一种规范或者角色的认同感。身份认同是青年群体在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定位和相应的社会身份，以及对于这个身份的接受度，这些都是青年群体要面对的以及要接受的。当今时代，多元化的文化使得青年群体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存在困惑和混乱。“佛系青年”的出现是青年人在对社会中自我身份定位模糊与不确定的心理状态下的一种价值观的思考。“佛系青年”是一部分青年群体在繁杂的社会环境中对自己身份的标榜，是一种对自身认定为这类青年的标识。因此，引导“佛系青年”拥有对自己正确的身份认同，减少其内部的消极避世的态度，增加更多其内在包容的优秀品质是需要我们不断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引导青年群体拥有主流价值观所认同的社会身份和自我价值是可以进一步减少“佛系文化”种消极遁世的一面对于青年群体的负面影响。不断引导青年群体树立适合主流价价值观引导的积极向上，努力奋进，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社会主义新青年的身份。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理解青年群体产生如“佛系青年”亚文化，加强与青年群体的沟通与交流，了解青年群体内部的诉求，让青年群体对社会产生“归属感”，提高其对身份认同度，确保青年群体培养出理性的价值观来对待自己的生活和处理问题。

2.社会支持是对青年亚文化进行价值引导的助推力

社会中的人其“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支持和理解，每天都处于虚拟网络中的青年人，在现实和虚拟社会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的青年人，青年群体在面对社会现实中的压力时更愿意向关系网中的人的诉说。青年们在网络中标榜自身，寻求同道中人，一起来表达自身的价值和追求。这种社会支持是青年人应对困难，寻求心理缓解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有效途径。“佛系青年”的出现也是如此，他们用“佛系”来符号化自身，不断宣扬自身的“佛系”追求，以期的到关系网中的关注和追求，但是这种方式会在一定程度缓解，但无法真正解决青年们的内在问题。这就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帮助“佛系青年”们，通过社会支持解决他们的问题，释放心理压力，进而用正确的价值观进行指引，培养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减少消极避世的思想对其的负面影响。社会支持除了青年人自身的关系网还需要我们社会各方面进行帮助。政府应该不断通过沟通机制来切实解决青年群体的困难，缓解青年群体的外部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处于多元文化社会环境的新一代青年人要求更多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去接受出现的亚文化，增强青年亚文化的包容力，对于其积极方面予以关注，对于其消极方面予以引导，为更好的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主流价值观而做准备。

3.道德修养是对青年亚文化进行价值引导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加强青年群体的道德修养是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主流价值观的意识的重要内在动力。只有青年群体不断进行自我修养的反思和提高，才能在面对不良的文化意识侵蚀时可以更好的进行防御和理智的思考。“佛系青年”文化的出现有其积极的一面，体现青年群体思想意识的变化，但是其本身消极的一面如缺少青年群体的活力和竞争力等方面对青年群体的负面影响也随之流行而不断扩散。因此不断引导青年群体在增强其道德修养意识可以抵御其社会现实中出现的消极的文化。提高道德修养需要青年群体培养自律意识，就需要提升青年自身在克己和自省不断锻炼自律的能力。克己是指青年群体需要增强自我克制的能力，在面对网络流行热词时，应该具有理性思考，克制自身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有自身的约束能力。自省是需要青年群体对自身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清楚认知，不断对自身由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识，不断学习他人的优秀品质来提高自我品质。通过这两点，青年群体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意识，为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主流意识，减轻不良文化对青年群体产生的群体影响。

4.整合吸纳是丰富新时代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是价值引导的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和相对的独立性。在当前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相对滞后于当前相对发达社会发展程度，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目标仍有一定差距。英格尔斯曾经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知名学者将“抵抗”、“收编”当成构建青年亚文化的坚固基石，与此同时，其也担负起了同核心文化的“联络员”。即时带有“诱导与说服”特性的收编完全有别于镇压，可尽管其形式涵盖商业在内的多种类型，可青年身处地位置始终是被动负面的，无法向正面角度转变。妥协完全不同于赞同，被动的接收时无法同主动地接纳相提并论的，为此，将刚性收编朝着柔性规整的方向迈进，让此类群体能够自觉展开对自身的改变，如此一来，对于核心价值观而言，其威力也将逐步增大。和很多文化形式接近，青年亚文化，其中既有积极部分同时不乏消极内容。由此，在对价值引领的切入点是对其展开相应的舍弃，在消灭当中的消极构成时，需将科学化的价值概念同伦理资源一起加入到价值构建的历程中，加速彼此间形成互为弥补、互为帮助的联系。对此，对于思想教育缓解，务必要以佛系青年文化所引发的社会要素与心理机制为前提展开系统化的剖析，科学合理地对其展开评判，深入青年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将代际所引发的疏离与阻隔缩减到最低，对于青年的个体价值给予应有的关爱与呵护，同时还要对群体展开相应的心理辅导和价值调整。另外，多多重视“个性”其与主流间“共性”的关联，借以友爱、公允、无私的大环境，以此来探寻价值层面的统一，促进该环节的交流互助。末了，需摒弃价值委婉的展现办法，而借助于很多实实在在的产品，来彻底取代生涩难懂的观念概念，无论是艺术鉴赏、文化追寻及真善美的探寻之中，都将该办法贯彻其中。

二、辩证的审视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引导

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不断涌现的各个社交平台提高了青年亚文化的发展速度，青年亚文化的呈现方式、表达方式、趣缘群体也纷繁多样，一个原因是青年群体本身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和活力的群体，另一个原因是当今网络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青年亚文化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二者共同作用才使得青年亚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过程中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占据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一个社会中，青年群体作为社会的未来，他们的创造力和活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他们所引领的亚文化是社会多元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亚文化所持有的态度、观点也是社会和主流文化需要值得关注的。一方面是通过关注去做好青年的引导工作，比如说对亚文化影响下的诸如不健康的网络游戏、校园暴力等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现象要做好引导和纠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认识到青年亚文化并不是消极的代名词，我们要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中对青年亚文化的存在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要辩证地看待青年亚文化的存在，既要看到其与主文化之间的对抗性，也要看到其对社会文化体系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不能完全武断地用“是非黑白”去极端地判断。在某些情况下，亚文化也是对主流文化的补充，可以与主流文化和谐共存。它不仅是网络时代中青年人文字语言与肢体语言的替代品，也是一种日常文化实践。因此，我们在评析青年亚文化时应该辨证客观，避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青年亚文化更多的时候是出发于一种平和、中性的角度，是部分青年人爱好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但与此同时，一些青年亚文化对主导文化也有提示警醒的作用，例如网络中一些反讽的视频、段子既表达了青年群体的情绪与态度，也揭示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对主导文化起到了矫正的作用。所以青年亚文化并非总是负面的价值倾向，也并不是作为与主导文化以抵抗的形式而产生存在的，很多时候他们也可以是互补、和谐并存的。2019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从报告中的数据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我国青年群体对互联网媒体的依赖程度，比如此报告中显示2016年我国的网络直播用户数量为3.44亿，占据整体网民数量的47.1%。而这些直播用户从年龄上来看，75%以上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由此可见，我国青年群体对于互联网新媒体的利用程度之高，他们不仅在直播平台上娱乐、游戏，同时也借助直播平台抒发自己的价值观念、思维情感等。我国在2016年被称为“中国直播元年”，可见直播网络规模之庞大，参与人数之众多，影响范围之广。这一现象的出现，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移动终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成熟后萌生了大量的移动终端直播APP；二是网络直播用移动网络直播非常适合青年群体的口味，导致了青年群体用户数量飙升。以网络移动设备为终端的不断推陈出新的各种交友平台和展示平台上，青年群体对文化进行不断地加工改造、破旧翻新，产生了异于主流文化的各种亚文化类型。毫无疑问，网络直播已成为许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交往方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往日在青年群体中存在的较为传统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已经被其彻底地颠覆。作为当代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下青年群体集体选择的新潮的生活方式，网络直播的流行的社会深层原因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其背后隐匿的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对社会的整体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挖和深思的。

很多时候，人们倾向于关注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并认为亚文化主要是消极的甚至是退化的。对于青年亚文化的家园，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校都相信他们会被政治或商业所接受。但是就现如今媒介与青年亚文化同步发展的情况而言，最终结果未必如此。我们在研究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时，可以查阅匈牙利著名学者卡尔·波兰尼所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其中他对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描述可以给我们启迪和灵感，他用“嵌入”与“脱嵌”理论来分析二者的关系，青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类似的关系，可以将青年亚文化嵌入社会主流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总和中进行理解和分析，同时丰富和充实了社会主流文化；但是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也由于其独特性，在青年群体中对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价值观有着一种消解的作用，呈现出一种对于主流文化的脱嵌趋势。所以，对于佛系青年文化这种青年群体中的特殊文化，我们要持有一种辨证的态度，青年亚文化正是在这种嵌入、脱嵌的动态过程中建构出了一种稳定的青年群体文化，同时丰富了社会主流文化，探求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机制、社会影响以及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青年亚文化最终被商业化，青年群体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这样青年群体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了商业资本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青年亚文化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气息”早已被商业资本嗅到，所以当下商业资本在青年亚文化群体中的渗透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力，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样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力义务。要坚持依法办网、依法治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制轨道上健康运行。同时，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必须通过依法管网、依法治网，确保构建抵制不良青年亚文化对青年健康带来消极影响的“防火墙”。

但是青年亚文化的发展，也并非都是被政治或商业收编，虽然有被政治收编或肃清的亚文化，比如以前被视为青年亚文化的西部牛仔文化，在时代发展过程中被主导文化吸纳融合，现代社会的牛仔服饰已经被大众广泛接受，并已经成为我们大众生活中重要的服饰之一。从肃清角度我们也可以举出实例，当代哈韩哈日潮流中的青年人，同时也存在着非常理性的头脑，虽然对韩剧中的男明星轻易着迷，但对于存在侵犯、辱国等行为的明星，青年群体还是随着主流文化一起抵制，体现了热血的爱国情怀；曾在真人秀节目中表现突出的嘻哈说唱人，因为嘻哈歌曲中的歌词，极度不尊重，侮辱女性，便被多家主流媒体点名批评并被肃清封杀，这是青年亚文化中被主导文化打击肃清的例子。在青年亚文化的初步研究中，研究人员对青年亚文化持否定态度，但在实际生活中，青年亚文化未必都是消极的，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宣泄自我情绪，表达观点和态度的途径，比如青年群体中流行的P图表情包和“斗图”，就是通过面向图像的面部表情图像传达个人情绪情感。它不仅是互联网时代年轻人书面语言和肢体语言的替代品，也是日常文化习俗。新媒体背景下的青年亚文化不仅是对当前文化状况的一种表征，它反映了主流文化的裂变和分散，也是与青年团体独特方式构建的主流文化的沟通和对话，从而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多方面开放的可能性。

青年是一个国家的喧闹和更引人注目的部分。青年亚文化中也有一些应该被剔除的糟粕部分，比如涉及到黄赌毒违背道德与法律的内容，如果不及时清除便可能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但与此同时，我们对青年亚文化也应该予以开放包容的乐观态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青年亚文化，相信青年亚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进行自我调适，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也会自我修正。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作者系滨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